對「在團體中要積極投入，否則會被排斥」的質疑

問題是怎樣的程度是積極，如何的態樣算投入？

一個團體裡面不能人人都是社長。需有社員以形成團體，需要社員複雜的行為以形成團體簡單的行為；團體固然要有門面、有嘴巴，團體也要有腳、有腦袋。任何一個當嘴巴的人最好不要說腦袋沒有做嘴巴的工作，所以將被排斥。蔡英文當黨主席了，她成為民進黨的門面與嘴巴；我們要不要猜猜看門面所提的主張與嘴巴所說的話背後是多少顆腦袋所為的供輸？

我不是一個思慮深廣的人，我只在被決定的位置往被賦予的方向緩步沉吟。恰如大部份的台灣人民一樣。

這是台灣強大想像與熱情的力量來源。

死刑該存或該廢是一個題目的不同確信。參與這個題目的人不必想得週全，藉著不同的人的不同思考，這個社會的整體思維可因不同的確信而得週全，或趨近週全。

甚至比死刑存廢更理論性，但近年未被提起討論的問題：「國家有沒有資格判人民死刑？」在社會主流辯論場的表層底下，仍有人默默在進行反省。

問題可用另一個說法來陳述：「一個人出生以後，究竟是在哪一個時期藉由哪一個行為賦予國家可做出剝奪自己生命的權利？」

在正反方論辯方酣之際，這個問題簡直是掃興，但它是重要的。如果國家根本沒有資格判處人民死刑，死刑根本不該存在，何來存廢的爭論？不過，這樣子確定前提並尋求結論就是社會內在療癒與成就的方案。我自己不必完整，我可以藉著社會中忠誠的反對者而讓整個社會得到完整的機會。

在大眾追究誰該為鄭捷殺人擔負連帶責任、該株連幾族、他的父母該在何時、以何等方式道歉才是之時，不同的意見，甚至謾罵，都會出現。基於同樣的道理，這是社會有益的發炎。

團體裡與自己不同的人、沒有以我們肯認的方式參與的人，他們有不同的被賦予，有不同的視野；他們填補了我們的不足與盲點，他們讓整個團體更無可挑剔。

不要排斥他們。

(記2014.5.29.晚上之事)

「重返熱蘭遮」

「重返熱蘭遮」的節目册子上有言：「台灣史詩音樂劇」。

這是玩笑話。

「史詩」是Epic，雖非嚴禁油醋，總是本於歷史的大格局。所以「Brave Heart」是史詩，「The Schindler's List」也是史詩。 「重返熱蘭遮」取荷蘭與西拉雅在台南會合的時空，發展出幾段兒女間的愛情故事。在戲的最後自己表明「與歷史無關」很好，若能把「史詩」一詞換掉更好。

音樂劇作者是台大電機畢業，很重視細節，於是用不少對白來解釋細節；也許覺得對白太多了，於是用很多音型反復的宣敍調把一部分對白包裝起來。整部劇作包含很大部份這類缺乏特色的樂段。一度我因為它們偷偷打了盹。當然其中也有許多可愛的小曲子，只不過被稀釋了。

大部份音樂劇結尾都備有謝幕後的安可曲，這些安可曲通常就是觀聽眾最易留下印象的那一段歌曲。今天的 「重返熱蘭遮」沒有安可曲。其實當謝幕開始時，我就懷疑他們如何挑得出符合期待的段落來？創作這種音樂劇的挑戰不在於生產夠吸引人的歌曲，而在於作曲者如何把這些珠玉串起來。串得好，珠玉更突出增色；串不好，跟隨在幕落之後的只是遺忘而已。

雖然給的不太像正面評價，不過我很高興在忙碌的禮拜天仍選擇投資這兩個多小時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重返熱蘭遮」是我聽的第一部台灣生產的這類作品；比歐美的固然頗有不足，但比我原本預期的好。

這裡，欠缺的是音樂劇的文化，需要靠更多的演出與創作以改變文化的欠缺。劇中有不少非科班出身的好歌手，音樂劇的學步期能有這些好歌手是不錯的開始。

從音樂廳出來時遇到一位牧師，她看到我昨天的照片，要邀我「尬」台啤小麥啤酒；時機雖尚待來日敲定，這個期待已是夏日下午很好的收尾。

Giacomo Aragall

Giacomo Aragall ，是我音樂記憶裡的第一位 Cavaradossi。他與「所謂的三大男高音」屬音樂產業裡的先後期；但是，音樂產業不願捧他，樂評者不青睞他，所以大多數人也不知道他。三十年來我上窮碧落下黃泉，來來去去只找得到他「Tosca」與「 La Traviata」兩套歌劇。

其實他的 reportoire 並不狹隘。

他的聲音偏硬、亮，本不是我的脾胃；弱音弱不下來，唱得不好且趨近於恐怖。可是，我的 Cavaradossi 在他的聲音裡被初始化，他與Kiri te Kanawa合作的「Tosca」是我「托絲卡」的原鄉記憶。聽到它，就想起她與他。

類似但相反於原鄉作用的也出現在 Domingo身上。大多數台灣音樂愛好者視Domingo為音樂上的情人或女婿；對於我， Domingo只是端午節粽子裡被我咬到的一塊QQ、噁心、未煮熟的肥豬肉。他的「Turandot」是逃逸、藉口與「謝謝，再聯絡」；而且它出現在我生命裡的次序剛好是在 Zubin Mehta與Pavarotti、Sutherland可敬的版本直後，反差極大。

音樂是主觀且堅持的，這是音樂或談論音樂的可愛之處，我樂此不疲。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7h38y1Kxec&feature=youtu.be

從youtube上看到Aragall白髮後的演唱。聲音鬆了！

WOW！

他錄Tosca時比我年輕，現在比我老。我相信他聲音變好的原因是他已不在意他的「歷史定位」，他可以放鬆地把自己唱出來。這是需要年紀才能夠知道的事。

「歷史定位」是可怕的我執。不信？看看馬英九。

318之前與之後的林飛帆

我參加了今年3月8日的反核遊行，我順從了我內心的厭惡。 

厭惡的不只是核電，我更厭惡人自以為能完全掌控核能的驕傲。林義雄先生說，核安是謊話；是的，而且核安是驕傲。

放棄了參與人數可能較多的高雄場，我和妻子改選擇由能盛興工廠幾位年輕人發起不到一週的台南場。

那天遊行結束的地點是台灣文學館，在那裡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年輕人。現在的台灣少有人不認識他；但3月8日是在318大風雲之前，我當時只知道他是個帥帥的，但仍需成長的年輕人。

在台灣文學館前，他有機會拿到麥克風，那一天他說了一些我不以為然的話。

不到兩個月時間之後的5月1日勞工遊行，他再度出現在行列之中。此時的他已不需要用力說話，媒體會搜尋他，並主動把麥克風塞到他的嘴巴前面。不過，5月1日他已換了語調，並且順服於主題，他讓自己沉默無聲，謙卑地用腳為遊行的宗旨而沉默。他只說：今天是勞工的場子。

3月8日遊行開始前在能盛興工廠集結時，反南鐵東移的人曾經上台為了他們關心的南鐵講話，希望大家能支持他們。他們被參加反核遊行的群眾嗆下台。

那一天我贊同嗆他們下台的群眾；但林飛帆不認為。在遊行的終點，他穿著那件我們熟悉的軍綠外套、帶著指責的意思為反南鐵東移的人說話(所附兩張照片就是當時的場景)。

遊行有主題，參加的人必須順服於這個主題，這是公民運動的默契；否則力分則弱，而且不成為「運動」。因南鐵東移而受害的人可以高舉旗幟加入，並為反核効力；但在那一天，他們反南鐵東移的聲音得是沈默的。

如果我沒有誤解林飛帆，他3月8日的想法是值得檢討的。一個公民運動只能有一個意志。

如果我沒有誤解林飛帆，那麼他學習的能力以及態度的確很強且謙卑。他已經更加了解公民運動必須單純才有力量的道理。一旦要挑戰驕傲的獨裁者，這是重要的認識。

無論如何，現在的我只有感謝他，以及在那24個佔領的日子裡承擔恐懼、威嚇與軟弱，想放棄卻又不能夠放棄的人。他們所做的是我無法做到，我的父母與我的年紀都不允許我去做的事。